第二下落在我的肩膀上，第三下落在我的胳膊上。
我咬着牙一声不吭，
打了几下之后自己先哭了，拐杖“咣当”一声掉在地上，她坐在椅子上用手背擦眼泪。
我站在那里，背上火辣辣地疼。
我不是不想学好。
我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扇永远紧闭的房门，也不知道每天早上坐在我对面安安静静喝粥、却再也不肯抬起眼睛看我的那个
孩。
方翠阿姨试图调和过。
有一天晚上她买了一整个西瓜，切开用盘子装好，端到院子里，招呼我们两个来吃西瓜乘凉。
她挑了一些学校里的事来聊，又问我最近在练什么体育项目，气氛被她努力地维持在一个正常的、温热的刻度上。
李清月坐在竹椅上，吃了一块西瓜，用纸巾擦了擦手和嘴角，站起来说了句“我回屋写作业了”，就转身走了。
方翠阿姨看了看儿的背影，又看了看我手里那块咬了两
就再也没动过的西瓜，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最后打
这个局面的，是我爸。
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，白伟华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夹克坐在客厅里——他没有出海，也没有去打麻将。
他坐在那里抽了两根烟，看着我从房间里出来倒水喝，叫住了我。
“宾宾，过来坐。”
我端着水杯走过去，在他对面的小板凳上坐下来。他又抽了一烟，烟雾在他那张被海风吹得粗糙黝黑的脸上缭绕了几秒钟才散去。
“我听你说了。”他弹了弹烟灰，“学校那边……不想读？”
我没有说话。
“体校，你想不想去？”他没有等我回答，自顾自地往下说，“你小学的时候我就想送你去的。你那个体育老师也说你有天赋，练一练能出成绩。你舍不得，你自己那时候也不愿意去。”他把烟
摁灭在桌上的烟灰缸里，“现在呢？”
我低看着自己手里那杯水的表面，水面上映着从窗外透进来的天光，微微晃动。我想了大概有五秒钟，然后说了一个字：“去。”
白伟华看了我一眼。他没有问“为什么”，没有问“你想清楚了没有”。他只是点了点：“好。我来办。”
那年我十三岁。
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让自己淹没在汗水里。
体校的训练强度远比我之前想象的要大——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出早
，跑五公里热身，然后是铅球、铁饼、标枪的专项训练，下午还要跟着篮球队打对抗赛或者跟足球队跑折返跑。
每一天训练结束的时候，我的运动服都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，拧得出汗水。
我的身体在这三个月里发生了
眼可见的变化——原本瘦削的肩膀开始变宽，手臂上开始出现一层薄而结实的肌线条，小腹上那层软软的赘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层硬邦邦的、块垒分明的腹肌
廓。
汗流得多了，脑子里那些
七八糟的念就少了。
训练完回到宿舍洗完澡，沾到枕就能睡着，根本没有多余的
力去思考那些“她为什么不理我了”“我做错了什么”之类的问题。
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李清月了——也不是完全没想起，只是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，那些记忆像是被浸泡在很
的冷水里，模模糊糊的，触碰不到水面。
三个月后的一个下午。铅球训练场。
我站在投掷圈里，手里托着一颗沉甸甸的铅球，正把它抵在脖颈侧面，调整呼吸，准备蹬地转体发力——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
有
在场边上喊我的名字。
“白宾——！白宾——！你快出来！你家里打电话来了！你爸好像出事了！让你赶紧回去！”
我手里的铅球从指间滑落。“咚”的一声闷响落在地上，弹了两下，滚出去，差点砸到自己的脚背。我站在原地愣了两三秒钟，然后拔腿就跑。
从镇上到市里的医院，坐中
车要一个小时。
那一个小时是我这辈子度过的最长的一个小时——中车在老旧的公路上颠簸着前进，窗外的田野和房屋一片一片地向后退去，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我什么都没想。
我不敢想。
我在医院走廊里看到了。
坐在走廊的不锈钢排椅上，身上还穿着一件在家里
活时穿的蓝色围裙，显然是接到消息之后就直接赶过来了，连围裙都没来得及解下来。
她整个缩成一团，像一棵被风霜打蔫了的老白菜，两只手
握在膝盖上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
她看到我跑过来的时候，嘴动了动，第一句话没有发出声音，第二句话才带着一种被压扁了的颤抖挤出来：“宾宾……你爸他……”
我没有等她说完，因为我看到了从病房里走出来的医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