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六章

，相关部门是理就理，不理就不理。原因何在？信访部门对有处置权的相关部门，没有任何约束力，既不能决定家的升迁，也不能决定家的薪酬，甚至是说句话，都没有愿意听。仅从等下级别上看，信访部门的管辖权，实际在比他们更高级的部。

其他部门，也或多或少存在类似问题。比如公安部门、检察部门、法院等，名义上，这是一些条块分管的机构，实际上，事权和财权在地方，公检法只听地方党委的，于是出现了某些案件，地方首长想让公安怎么查，公安就怎么查，想让法院怎么判，法院就怎么判的现象，所谓依法执行，成了一句号。其他一些厅局也是如此，对上，有两个指导，省里可以领导，上面还有直管的部。对下，具有直管质，可与厅平行的市又掌握着事权和财权。唐小舟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不把公检法的事权和财权收上去呢？把公检法的权力向上收的同时，也可以将其他厅局的权力下放。

往上收，机构肯定会扩大，但如果权力下放，机构就能大量减。这件事，做起来其实并不难，

而且，可以令整个中国的权力结构，为之一变。再比如部门和部门之间，缺乏制度约束，一个部门需要另一个部门协调配合，那个部门积极配合是，置之不理是天理。部门之间不配合，并没有相应的制度制约他们，各个部门于是山化，码化，变成了靠山吃山的独立王国。山林立，码并行的况下，要办事，就不是靠制度，而是靠。因此，哪怕一件很小的事，也一定要拜码，拉关系，否则就推进不了。

对此，行政主官无可奈何，他们若想成一件事，只能搞运动，大会战，将许多山的负责捏在一起，现场办公。可这样的事，毕竟是大事，是阶段的工作，比如严打。阶段工作一旦完成，各个码回归本位，常工作，又恢复常态。这种运动式兵团式的工作方法，后患无穷，最突出一条，是粗放型工作方法和执行程序，更加的粗放化，甚至走向去程序化。

赵德良推行党建和政建的系统化细化，恰恰要解决的，就是这类问题。当然，仅就目前来看，赵德良作为省委书记，大概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，对很多部门进行理顺的合并裁撤。假若他下决心的话，完全可以增加公安部门的职能，将信访甚至工商等部门的执法行为，全部归于公安。甚至可以借鉴关国的做法，建立地方警察局和国家公安局，将地方的案件，划归地方警察局，而将一些重大影响的，关系国家稳定的案件，归到国家公安局。如此一来，目前多执法的混局面，便能够得到遇阻。

当然，这样的改革，属于政建范畴，或者政改范畴。政改，确实需要大动戈，牵一发动全身，稍有不慎，便可能出现大问题。赵德良之所以抓党建而暂时不抓政建，原因大概也就在这里。与政府部门以及职能的相比，党的系统架构，是明晰的，而且也是相对完善的，缺乏的只是标准化。因此，这项工作，相对还是要简单得多。

唐小舟之所以转变观念，积极推动赵德良的党建年活动，是因为他意识到，赵德良并非如他此前所理解的，热衷于出政绩，不惜搞花架子，而是扎扎实实地在搞系统建设。党建标准化系统一旦建立，并且有可能在全国推广的话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，将大大地向前跨出一步，并且必将搭建一座良好的政改平台，为政改提供保障。在各地提的党建系统化方案中，雷江、东涟和柳泉三个市是做得最好的。

东涟做得好，是因为吉戎菲打下了基础，那里正在推行组织事制度改革试点，其方案就是标准化。组织事制度，是党建的一部分，甚至可以说，

赵德良抓党建，恰恰是受到吉戎菲抓组织事制度改革的启发，将这项工作更向前推了一步。至于雷江和柳泉，各有特点。雷江的特点，或许多多少少与钟绍基的处境以及唐小舟的提醒有关。至于柳泉，显然与王增方关系重大，他是由北京下来的部，视野显得比江南地方上成长起来的部要开阔得多。最差的，是陵丘。唐小舟有一种感觉，陵丘市委的思想是完全的，没有找到节奏，更没有看清方向，在那里打拳。

汇报工作进行了整整一下午，接近六点，会议临近尾声。赵德良拍板，党建工作，很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工作，不要幻想很快可以见到成效，要做长期准备。就目前来看，这些方案，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。为了更进一步做好方案，可以多反复几次。现在这些方案，可以装订成册，分别发给各市，相互学习借鉴，彼此启发。同时也发给省委党校、各市委党校，以及省市政研室等机构，鼓励和支持基层党建工作者以及研究党建工作的学者专家，参与这项工作，广泛开始讨论。必要的话，可以在下半年集中安排一个较长时间，开展一次全面研讨。

赵德良甚至提出，去年考虑这一方案的时候，只想到用一年时间建立标准。这个设想，显然将困难考虑不足。不妨把眼光放远一点，将各种准备工作做足一些。能用三年时间，完成这一系统工程，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。正是赵德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