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关键的是，当前的社会形势除了
心思动之外，就连天时、地利也占全了啊。
我国改革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，就是周期
很强。
每隔三年五年都要搞一个治理整顿，后来被叫做“宏观调控”。
在早期，1978年开始搞改革，到1981年就出现了经济过热就开始急刹车。
急刹车以后又慢慢经济复苏，到1983年年底经济出现了一个整体复苏的迹象。
1984年初伟南巡讲话，经济又开始热起来。
从当前《京城建设总体规划方案》的出台，和国家经济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提高经济效益来看，宁卫民就知道国家又开动印钞机，面向京城要打开水龙
了。
那么官方放出来的资金自然会有一大批通过各种途径，最后下沉到民间去。
而京城的老百姓因为几次工资调整，又已经和其他二线城市拉大了距离。
这地方可以说，本身就比别处钱多，当然是极为有利于投机的条件。
何况大城市的因为开放得早，经济发达，也要比其他地方能见到的好东西多。
自然们的欲望就强烈，禁不住诱惑。
所以这个时候邮票在京城掀起第一
牛市，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，根本就是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事儿。
而张士慧所不理解的一切，在宁卫民的眼里，是那么理所应当，合
合理。
…………
1984年2月12
，春节过后，大家重回工作岗位后的第一个周。
这一天注定要载
我国邮票发展历程的史册。
因为在京城，集邮
好者们为了买到生肖鼠票。
竟然发生了比1984年1月5，生肖鼠票第一天发行热卖时，还要惊世骇俗的场面！
敢今年“闹耗子”的场面，因为宁卫民的潜伏产生了蝴蝶效应，搞得连夜排大队的场面比原有历史更为火
。
事后，诸多报纸的渲染报道和众多群众的来信，无不让邮政部门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。
再加上集邮总公司的营业部这边也确实怕了，他们就没遇到过这么多求购邮票的时候。
于是本着对集邮者、收藏者负责的态度，邮政部门为此召开了专项会议，想了很多办法来改善鼠年生肖票的销售况。
最后决定，鉴于京城集邮者们的购买热巨大，
脆把京城库存待售的鼠年生肖邮票全都集中到一起，拿到一个空旷、够大的场所，搞个专卖会。
各个邮票营业部则停止鼠年生肖票的销售，以便能够正常的工作。
集邮公司的领导们，甚至还打算趁机再销售一下各个营业部库存积压的邮票，以便让坏事变成好事。
就这样，场地最终选定在了工体育场，集邮公司决定集体去那儿“练摊”。
他们临时租用了体育场的办公区域。
东边那间办公室，挂着个牌子叫“销售组”。
里面安排了一百多，换倒班负责销售。
销售组后边还有间办公室，里面也安排了一百来，上书“安全组”，专门负责维护秩序。
安全组后边是后勤组，差不多三十多。
主要负责搬运销售的邮品，以及为销售和安保员安排餐饭。
后勤组的后边是应急组，这个组实际上是权力最大的组。
因为是由集邮公司领导、公安局领导组成的，专门处理突发事件。
谁也不能否认，如此的阵容确实是很重视了。
这个方案汇报给上级也没挑出毛病来。
于是这件事就通过了，紧跟着在《京城晚报》、《京城报》上刊登了广告，对公众公布了鼠年生肖邮票的最新售卖方式。
周，早九点至下午五点，工体育场，需要带集邮证，每限购两版。
可是算不如天算，集邮总公司方面自以为没有四五百应付不了的场面，却算错了两件事。
一是工体育场过于宽阔，秩序实在是不好维持。
二就是有蓄谋已久的“坏”掺和了进来。
竟然直接守在了工体销售现场，以高价收购鼠票。
所以这一天，依然成了让集邮公司的工作员们筋疲力尽、提心吊胆的一天。
这天凌晨六点多钟，天刚开始放亮。
工体的北门和东门就都沸腾了……
据目测每个门
都起码有两三千，其中至少一半的，急不可耐的围在门的铁栅栏处，翘起脚尖在直勾勾的瞭望着里面。
这样的场面，按理说本应该引起警惕的，也有时间进行安排的。
可问题是工体能容纳六万两千的观众，这对体育场的来说司空见惯，他们也没太在意。
更没跟集邮公司的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