勒马长城

只错在他还想到了衣锦还乡（典型的中国发户的理想）——荣宗耀祖，并且让街坊四邻羡慕。这一点是有史料可查的。李自成认为“十个燕京也比不上一个西安”，可见他并不愿在北京安家落户（“北京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”？）北京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中途遇见的最大的一座客栈、饮马、歇脚、饱餐一顿之后，还是要打道回府。当然，最好是把此地的宝贝全搬运回去。所以他特设“比饷镇抚司”，向明王朝的皇亲国戚、遗老遗少们追索赃银助饷，共获白银七千余万两——仅此就让他喜上眉梢了。如此地易于满足——这样的胸襟，确实显得有点小了。

李自成过于看重银两，却忽略了长城。他把几万名太监哄出紫禁城，就感到天空地广，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却一点没把山海关外的边患当回事。他未慎重对待远处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态势。其实，长城的城砖比他孜孜以求的那些金银玉器重要得多。一旦大墙颓塌，则玉碎宫倾，玉石俱焚。

李自成仅在北京城里做了四十二天皇帝（用俗话说就是“吃了四十二天饺子”），长城就出现了新的缺。垂涎已久的清兵，由投降的吴三桂引路，自山海关涌，就像滚滚洪流一样，淹没了北京城，淹没了中原以及江南，淹没了整个明王朝的版图。这是一次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决堤！清兵关，不仅意味着长城的沦陷，而且意味着水灾的开始——尤其在晚清，灾祸发展到尽致，长城的尊严遭受到有史以来最恶劣的践踏……

明朝的开国元勋，肯定预料不到自己的末代皇帝会死在一个农民的手里——而且是在兵临城下时上吊的（有点像是“畏罪”的意思）。有什么办法呢，这个王朝终将遇见自己的天敌：一位敢于在皇宫里放马的西北农民——他用自己的疆绳打了个死结，居然把皇帝给勒死了。

这个王朝的青春期，还是颇有雄心壮志的，也确实呈铜墙铁壁之势：把长城越修越长，越修越高、越修越坚——比秦始皇更有耐心与毅力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还胆识惊地行使了天子守边之策。

明太祖朱元璋原本定鼎南京，明成祖朱棣上台后，毅然迁都北京。把边塞重镇定为国都，是需要要勇气的——可见这真是一位居安思危、枕戈待旦的皇帝＃蝴不仅是一国之君，还兼任着“边防军总司令”的职责。自古以来，又有几个皇帝敢于这样亲自坐镇长城的——一直到老，一直到死。况且在明以前，北京已被北方游牧民族占据了四百多年（从燕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的辽王朝开始），成为一座“胡化”倾向很明显的混血城市，自然条件也很恶劣。明成祖为克服北部边患，将政治中心北移，形成天子守边之势，无疑鼓舞了士气，体现了民意，同时大大增强了长城的防御能力。这等于在物质的长城之外，又加筑了一道的长城——即我们今天所常说的“血筑成的新的长城”。朱棣确实是一个热血男儿，以大手笔强化了祖传的长城。在当时，长城最结实的一块砖，该算皇帝的血之躯。他的这一创举，充满了“皇帝在、阵地就在，阵地在，长城就在，长城在、江山就在”的气概，是对畏惧战的老百姓最大的安慰。他和长城一起担当着保护者的责任，并且同时向庶民承诺着和平。他还曾亲率六军，五渡山，直漠北讨伐鞑靼、瓦刺二部，基本上解决了一直让疼的“边患”。这甚至是一个死在行军路上的皇帝——第五次北征的归途，他含笑瞑目于榆木川一带（今内蒙古多伦西北）。

“天子执将师之役，御辇载鼙鼓而专征”——这就是声震长城内外的永乐皇帝。想想他，再想想后来那一个个或儒弱或昏聩的“败家子”（尤其是在土木堡战败被瓦刺骑兵俘虏的明英宗），确实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一代不如一代啊！不要责怪长城变得酥软了——那是因为巨不在了。

长城如同老牙床，不断地修补，又不断地损坏。它在默默地咀嚼着什么？是唇亡齿寒的往事吧?

而北京，就是柔软的舌，尝尽了酸甜苦辣。

秦始皇把战国时秦、燕、赵三国北方边境的长城连接起来，形成了一条西起临兆、东至襄平的万里长城。而在历史上，北京地区是万里长城的中心地段，相当于群雄角逐的大舞台。

有说，没有长城就没有北京：“战国七雄的故都，在秦统一后均失去了显赫的地位，惟独地处北隅，在当时并不突出的燕郡蓟城，在秦统一后地位一直蒸蒸上。由沿边游牧民族所必攻、中原农耕民族所必守的军事重镇，发展成了帝王之郡。在北京的发展史上，长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。”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，在借助长城来拨河，比试各自的膂力。北京城频频易手，就是这两原始力量互有胜负的标志。

还有说：没有长城，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也不可能在北京建都。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跃过长城之后，并不敢远离自己的故乡，在更靠南的地方建都——为了留有退路。于是长城脚下的北京成了“进可攻、退可守”的首选。至于明朝，如果没有长城作为军事屏障，也不敢贸然迁都北京的——况且中原王朝历来就受“据长城而抚四夷”的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