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

第二章

就在那次毕业生会议上，有一个生引起了邓一群的注意。地址失效发送任意邮件到 Ltxs Ba@gmail.com 获取最新地址在发言的时候，他听到她介绍自己是师大的。南方师大跟他所在的南方大学靠得很近，只有两站路。假若从城市上面做一个俯视，它们就像是紧挨在一起的两个绿色花园。平时这两个学校的学生经常走动，还有跨校恋的。邓一群过去也随别的同学去过师大，举办过同乡联欢会，但仿佛从没见过她。她学的是中文。她的发言颇受事局的领导注意，因为她很会表达，说了很多“官话”，这显然不仅是由于她学的是中文，而且还由于她的出身。后来邓一群的这种推测得到了验证。与她相比，邓一群几乎没说什么，只是窘迫地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与所学专业，然后就是表态，“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。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分配”，都是现成的套话。当然毕业生们除了讲这些陈词滥调，也确实没有更多的话要说。分配上的事事实上由不得自己。不少学生家里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社会关系和后台，而邓一群什么也没有，所以注定他不会有好单位接受。他不能抱怨什么。他的妈妈是个老实的农村，现在，满白发，牙齿也都快要掉光了。他的大哥老实，除了在家里能对嫂子发点火，在大场面上连一句整齐的话都不会说。找遍所有的亲戚，也没有一个有用之。这样，他能指望自己会分配到什么好工作。

那种表态让邓一群感到一种刻的痛苦，那就是——他明明没有那颗红心，没有两种准备，但他还必须这样说。组织是一种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心里明明不愿意，但它却你笑着对它讨好。这是邓一群第一次领教组织机构的严酷。当然，后来他也感觉到它的甜蜜。

那个生事实上不仅吸引了邓一群的目光，也吸引了所有在场的男生的目光。参加会议的不到二十个生，但她是其中最漂亮的。她叫陈小青。邓一群在心里记住了这个名字。

她可以分配到好工作，而他却不能。他不能，不是因为他所学的专业不吃香，而是他没有一个好父亲。他的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，最后早早就去世了。去世的时候才五十岁。四十六岁那年得了肺炎，在没有得到彻底根治后还继续在地里劳动。那时候家里一下子分到了十多亩地。父亲就领着哥哥姐姐们没没夜地。他心里有着这样的壮志：要给三个儿子每盖上一幢房子娶亲。但事实上他却只给大儿子盖了一幢，然后全家掉进了债窝——为了给他治病，家里四处举债。但他最后还是死了。他死的时候，邓一群才上大一。事实上，邓一群直到后来才知道，他父亲的死并不完全是因为累，还因为丈量土地面积时和生产队长发生了争执，并且打了起来。那个生产队长短了他家二分地。二分地能打多少粮食啊，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。然而事的结果却是派出所关了他父亲两天，回来后他父亲就病倒了，而这一次一倒就再也没有起来。

会议结束的那个晚上，很多同学都回家去了，但也有一些留下来的，留下来的同学中，差不多都是因为家在乡下。邓一群没有走（他家离县城太远了）。他们都住在县政府对面的河岸边一家旅馆里。那家旅馆叫“红旗旅馆”。

县城的傍晚，非常宁静。西天一片通红的火烧云，把不大的县城所有的建筑都镀上了一层浅浅的金黄。邓一群对“红旗旅馆”是熟悉的，它就坐落在县城中心位置的红旗桥左侧。

红旗旅馆还是几年前的那种老样子，二楼三楼是旅馆，楼下却是浴室。当年邓一群从乡里中学赶到县里参加高考，也是住在这家旅馆里。客房很小，而每间房里都有三四张铺，几只旧的脚盆和一只水桶，唯一的木桌上有一台上海产的黑白电视机，天线断了，用一根粗铁丝代替，根本看不清节目，只看到一片纷的黑白雪花，听到一片很响的杂音。公共浴室、公共卫生间（他心里把它叫“厕所”）。邓一群记得他当年住的是3o5房，2号床。后来同住的另三个考生里只有他考上了学校。

事就是这样地巧，这次他住的仍然是3o5房。三楼住的很少，大部分都被先安排进了二楼。开票的那个比过去老了一些。邓一群记得她好像姓张。当年他高考住在这里的时候，她很不客气。高考结束时，邓一群不慎把房间的一只脸盆打了——本来那只脸盆就已经坏了。她就非要他赔三块钱。而当时他身上只剩下回家的一块钱车钱了。他心里颤颤的，一直叫她阿姨，可她一点也不为所动，脸若冰霜。邓一群的眼泪就掉了下来。他身上实在拿不出钱来。父亲躺在家里连吃药的钱都没有。他临来考试的时候，班主任给了他五块钱。他在心里跪着给赵老师磕了一个，心里说：“赵老师，我永远也忘不掉你，你是我的恩。如果我将来考上大学，一定好好报答你。”（多年以后，邓一群当然不复记起。）后来，楼层的服务员来了。楼层服务员是个年轻姑娘，看她那样子，年龄与邓一群相仿，但她的举止作派已经显得很成了。她看出了他的窘迫，就说：“那你留下你的准考证号码，什么学校，过些天再还来。我们这也